重绘流亡记忆图景，探求当下现实意义

《犹太人流亡上海（1933—1950）：文学作品与记忆文化研究》，庄玮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版

犹太民族与中国一直渊源颇深，中国是远东地区唯一一个犹太人连续生活了千年的国家（参见：张国刚《中西文化关系通史》，2019 年，407-423 页）。时至今日，犹太人在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辗转来到上海定居的历史——一段“日常的历史”“来自底层的历史”“小人物在边缘地的历史”，已经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目光，也早已成为奥、美、法、保、德、中等各国文学和艺术创作的对象。作为一种“选择性记忆”，战后关于犹太人上海流亡的记忆在以色列、欧美和中国的不同语境中被有选择地强调或忽略，这种记忆的政治运用揭示了历史叙述如何服务于当下的身份构建需求：例如在冷战时期的西方，这段历史往往被忽视；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则被重新发现并作为中西友好交往的例证。

庄玮教授的著作《犹太人流亡上海（1933-1950）：文学作品与记忆文化研究》（以下简称“庄著”）立足文化史和文化学的视角，将二战期间犹太人流亡上海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置于文化记忆的理论框架下考察，通过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这一记忆媒介，探讨了流亡经历如何被记录、重构和传承的文化机制。庄著建立在阿斯曼夫妇（Aleida & Jan Assmann）以及其他诸位学者开创的文化记忆理论的基础之上，并进行了一定的拓展。文化记忆理论区分了“交往记忆”（kommunikatives Gedächtnis）与“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ächtnis cultural），前者存在于个体生命跨度内的口头交流中，后者则通过制度化的媒介（如文本、仪式、纪念碑等）得以长期保存。庄著敏锐地把握了这一区分，考察了流亡上海的犹太人的个体记忆如何通过文学作品这一媒介转化为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进而成为跨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整部著作的主体分为记忆空间、记忆人物和记忆叙事三个部分。在记忆空间部分，作者对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场”（lieu de mémoire）概念的运用尤为精到。“上海隔都”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或可解构为多重交融文化性记忆叠加的“记忆场”——既是犹太流亡者的临时避难所，也是战时国际殖民地的缩影，更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交汇点。这部分第一章探究了交织着日本野心、中国抵抗、美国干预及世界犹太社群选择的“河豚计划”与“上海隔都”的设立，揭示了两者在史学著作代表的历史记忆和文学创作代表的文学记忆中的再现及其交互关系。第二章展示了克莱谢尔（Ursula Krechel）的小说《上海，远在何方》对陶西奇（Franziska Tausig）自传《上海通道：一位维也纳女子的逃亡与流放》打上“文学述行性”（literarische Performativität）烙印的再加工：在这一“再度媒介化”过程中，通过场景化、戏剧化、仪式化以及身体和感官形态描写等手段，“上海隔都”被更为强烈地构建为“充满暴力和苦难的封闭的记忆空间”（54页）。庄著的第二部分着眼于记忆人物的文学再现，研究对象分别为当时驻立陶宛科夫诺领事馆的日本领事、“国际义人”杉原千亩，多元媒介化表征中的“犹太国王”、象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残暴独裁的日本长官合屋叶，以及在欧洲和上海二元对立认识模式中被中西文化视为迥然不同的象征符码的人力车夫。特别是有关人力车夫（德语中的Kuli，即“苦工、苦力”即是一个来源于汉语的借词）的研究揭橥了记忆政治与身份构建之间的复杂关系：流亡上海的犹太人处于多重边缘位置——作为犹太人在欧洲被排斥，作为西方白种人在亚洲殖民地享有一定特权地位，但他们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并无任何认同感，尤其是左翼犹太人刻意避免贬低中国形象，对人力车夫以及其他劳动群体报以充满人文主义情怀的尊重和关切。第三部分聚焦记忆叙事，依托具体作品，探讨犹太人流亡上海的纪实性和虚拟性（自传、传记和小说）书写中的三类重要记忆叙事，即爱情叙事、女性叙事、儿童和青少年叙事，再现了文学作品如何通过叙事策略（如碎片化叙述、时空交错、多重视角、隐喻系统等）呈现记忆的创伤性质。此处可以窥见，文学不仅是记忆的载体和媒介，更是疗愈创伤的心理机制——通过美学形式赋予混乱的体验以秩序和意义。

庄著的核心贡献在于较为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上海犹太人流亡的文学作品，涵盖多学科（文学研究、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和记忆研究）、多语言（德语、英语、汉语）、多体裁（自传、传记、回忆录、小说）和多媒介及模态（文本、图像、音频、电影）。这一跨学科、跨语言、跨体裁、跨媒介的研究范式选择本身就体现了文化记忆的复杂性和“交融文化性”——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中形成了差异化的记忆版本。庄著对代际记忆传递的探讨也具有一定创新性，将亲历者作品（如日记、回忆录）与后代作家创作的小说并置，尤其是引入了青少年叙事的维度，形成“后记忆”（postmemory），使我们看到文化记忆不是静态的精神遗产，而是不断被重新诠释的动态过程。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庄著并未将分析局限于犹太作家的作品，而是纳入了中国作家对这一主题的文学想象。这种双向视角揭示出记忆的对话性质——“犹太人流亡上海”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正是在不同文化系的对话中不断生成和变化的。例如他指出“中文小说的文学记忆较少刻画犹太人对于在沪艰难生活的不满或是中犹民众跨文化交往中的问题，而着重书写中犹友好共处并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和与法西斯主义的故事”（13页）。由此，中国作家也将犹太流亡故事纳入本土的苦难叙事中，形成跨文化乃至“世界性文学记忆话语”（153页）的共鸣。在这方面，《上海犹太流亡报刊文选》（2019）和《德语犹太流亡者笔下的中国故事》（2024）等编著的出现，亦是国内学界近年来涌现出的相关成果。

庄著对离散身份的分析也颇有价值。他展示了上海流亡经历如何成为全球犹太人离散记忆中的独特篇章——既不同于欧洲的大屠杀记忆，也不同于其他流亡地的经历，由此揭示了地域如何塑造离散群体的文化认同。尤为难得的是，著作并未回避记忆研究中的伦理问题，而是谨慎地处理了文学想象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张力，既肯定文学重构记忆的创造性价值，也提醒尊重史实、还原历史，警惕过度浪漫化历史苦难的风险。这种平衡的学术态度使他的分析既有文学和文化理论深度，又有历史厚重感。通过将文学分析与记忆研究相结合，庄著不仅重现了一段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忽视的历史，更向我们展示了文化记忆的复杂机制——记忆如何被媒介塑造，如何跨越文化边界的传播，又如何参与身份构建。在全球流动加剧、文化碰撞频繁的当代世界，庄著提供的跨文化记忆视角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历史创伤的记忆不应被某个国家或某一群体的单一叙事垄断，而应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对话中获得更丰富的当下意义。上海作为记忆场的复杂性——既是殖民历史的见证，也是跨文化共存的实验场，为我们思考如何在差异中建立联结提供了历史借鉴。该研究最终指向一个深刻的洞见：记忆不仅是关乎过去的，更是面向未来的。

偶然地，庄著中出现了零星的瑕疵，比如第84-85页提到的“公园饭店”当为“国际饭店”（Park Hotel），又如第86页的脚注2、第91页的脚注1中存在句中单词之间缺少空格的情况。不过瑕不掩瑜，通过对上海犹太人流亡记忆的文学阐释，庄著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为构建更具丰富性、多元性和包容性的“人类共同创伤记忆文化”提供了可能路径，这一当下性在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的时刻显得尤为突出。在这个意义上，庄著不仅是一部学术力作，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记忆政治的重要介入。